足球管理层需要引进人才

中国足球缺的东西很多，最基本的是缺乏好成绩。近些年要求深化足球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中国足球要做的事情也实在是太多了，改革发展到现在，足球管理层人才的紧缺或配备不尽合理已成了一个“瓶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足球的进步。

在去年的一次新闻通气会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曾经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中国足协准备以公开招聘的形式，向社会招募人才。他说，中国足协准备近期在北京地区公开招聘，人数、办法、条件、程序等由中国足协向体育总局请示后公布。此举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引进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水平。此外，中国足协内部也将实行全员聘用制。

由于时值联赛期间，加上当时发布的新闻不少，这一本该引起极大关注的信息被热闹的赛事报道“淹没”了。

中国足协向社会招聘人才目前尚无进展，但在其内部，动静已不小了。不久前，中国足协另一位专职副主席张吉龙针对传闻中的足协机构调整发表谈话，他指出：中国足协的机构调整与改革要根据中国足协章程进行，目前并未进行这方面的动作。但国家体育总局所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却正在进行机制改革和调整。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前深化改革的需要。根据需要，调整后的足球中心的常设机构有：办公室、财务部、外事部、竞赛部、技术部、监察部和国家队。将实行全员聘用制，各部门根据需要设岗。内部实行聘用制的同时，将向社会招聘部分专业人才，对象为经营管理、法律、审计、新闻和外事等。这些工作预计将在3月下旬开始的联赛前全部结束。

这是一次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的机构改革和调整，尽管改革和调整的主体是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于足球管理中心与中国足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次改革与调整可笼统地看作是中国足球管理层的调整。

九十年代初，当时中国足协提出的一大任务是中国足协及地方足协的实体化。此后，中国足协根据足球形势向职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情况，在内部机构上也作出了调整，比如1995年初设立了职业部和开发部。然而，这种局部调整在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主要问题在于，随着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深入，尤其是足球职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形势迅猛，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及时跟上，管理人员基本上还是局限在足球专业内部。

早在九十年代初举行的一次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就提出足球改革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包括十个子系统。足球改革6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论是体制上还是机制上，足球运动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和变革已使这项运动成为不单单是足球圈、体育界关注的运动项目，同样，作为管理层，也不能光凭借足球界、体育界自身的人才资源就能应付飞速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足球绝不仅仅是体育部门、中国足协一家的事情，它得到了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同样需要动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其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简而言之，目前中国足球的管理层（包括中国足协、地方足协、职业俱乐部）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恰恰在这方面，改革实践的进程同样证明中国足协对此重视不够。

去年中国足坛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事情很多，其中许多涉及到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甲A联赛第一轮就有陆俊受贿风波，接着是隋波事件、假球黑哨现象，联赛后期又有对陈亦明、王洪礼两位主教练的处罚是否有法律或纪律方面依据的争论等等，它们都涉及到有关法律、法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末，年维泗担任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主任时，就曾引进了一名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当时他已意识到中国足球必须走上法治化的轨道。自中国足协实体化后，中国足协也聘请过法律顾问，据悉这位法律顾问是原专职副主席许放的一位朋友，随着许放的故去，这位法律顾问也不顾不问了。

随着足球走入市场——而且是一个被关注程度很高、潜能巨大的市场，加强法制建设就变得相当重要而且紧迫，套用一句常用语，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经济。比如从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的签订合同、俱乐部的经营开发、足球界内部政策、措施的实行及奖惩，牵涉到的领域就非常多，需要经济、金融、税务、公司、劳动等多方面法律、法规知识，还有那么多的外籍教练、外籍球员加入进来，对于他们首先要搞明白的是国际足联有关法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惯例。

所有这些，已经不光是原来意义上的足球管理部门所能担负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从足球运动员经过学习、培训、深造后，成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领导者，然而在新的变革中，尽管其中许多人很努力，积极补充新知识，以备新形势所需，但终究有力所不及之嫌。就拿闹得纷纷扬扬的隋波事件来说，中国足协在去年底给了一个说法，据悉张吉龙宣读的新闻稿是得到有关专业人士认可的，但如果此事由中国足协的法律顾问来解释、阐述、答疑，效果可能会更好。